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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大妈成了中国崛起路上的先锋。
2013年,中国大妈特别“火”。
此前,在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3”中,“中国大妈”成为今年十大网络用语之首。
“中国大妈”还“火”到了国外。据悉,《华尔街日报》甚至专创英文单词“dama”来形容“中国大妈”,该词还有望被收录进《牛津英语词典》。
2013年,中国大妈特别忙。
大妈们有的在投资领域“完胜华尔街大鳄”,助推比特币交易市场实现“逆袭”,“抄底”海外房地产市场;有的在争议中跳起广场舞;有的在“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问题上绝地反击……
然而一个现象是,“中国大妈”常常出现在各种负面报道中,在被谈及时也往往存在着调侃和戏谑,更被贴上了爱占小便宜、缺乏公德等标签。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和社会应该给予这个庞大的群体怎样的理解、尊重和关爱,让她们释放出更多正能量,成为“中国大妈”走红之后值得思考的问题。
“炒金”大妈
“中国大妈”需要的是有保障的未来
出镜人物:刁大妈,48岁
“‘大黄’、‘小白’,我都炒。”刁大妈对“黄金白银”如此亲切称呼。
“技术分析我也不太懂,但平时一定会逛逛论坛,和大家交流一下。还要关注世界局势。”刁大妈半年前开始“炒金”,虽刚刚经历“多单被套”,但她依然淡定,“我觉得投资黄金比投资其他的都强,有急用的话能及时兑现。实在不行也能留给孩子当嫁妆。”
让“中国大妈”一夜走红的,是2013年春天的“抢金潮”。
“汉语盘点2013”给“中国大妈”的注脚为:“这个群体代表了当下中国理财意识觉醒、有着热切投资需求却不具备专业素养的部分消费者。‘中国大妈’对黄金的购买力导致国际金价创下2013年内最大单日涨幅。”
2013年4月,国际金价大跌20%,而大批“中国大妈”正是在此时纷纷涌入金店,抢购黄金制品,震惊期货市场。有媒体报道称,在这场“抢金大战”中,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先“举手投降”,“中国大妈完胜华尔街大鳄”。
然而此后不久,国际金价频繁暴跌,12月20日,国际金价更是3年来首次跌破1200美元/盎司,导致“中国大妈”纷纷被套牢,引起恐慌。
由此,人们在谈及“中国大妈”时,有了戏谑的意味,甚至将其视为股市金市楼市的见顶信号。
而事实上,有专家指出,“大妈炒金热”是“投资焦虑”的集中体现。“中国大妈”对于财富保值增值的诉求,本质上是源于对未来收入和支出是否平衡的不确定。这说明了国内现有投资渠道的匮乏与不足,更凸显了扩大内需未被有效释放的症结所在。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接近40万亿元,比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7万亿元还要多。中国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38%提高到现在的50%以上,不仅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更高于发达国家。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路下滑,从1990年的51%下降到2011年的35%左右。
经济学家赵海均指出,“中国大妈”真正需要的不是黄金首饰,也不是房产,而是有保障的未来。
赵海均认为,政府应该拓宽投资渠道,持续做好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引导这部分让人惊讶的投资购买力转向消费。
“跳舞”大妈
城市规划中市民娱乐空间欠缺
出镜人物:周大妈,51岁
周大妈说,她在广场舞里“找回了春天”。
年轻时就一直是文艺骨干的周大妈,两年前开始加入跳广场舞的队伍。每天晚上8点左右,只要不下雨,周大妈都会来到家附近的广场,那里她的同伴们早早就到了。
“我们的队伍平时维持在50人左右,都是舞蹈爱好者。”周大妈说,“跳广场舞锻炼身体,令人身心愉悦。”周大妈想了想,又补充道:“跳广场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如今,广场舞几乎成为中国各个城市的一道特色景致。一个广为引用的未经证实的统计数据称,目前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超过1亿人,其中以40岁至65岁的中老年妇女为主。
然而,大妈跳广场舞却招致不少争议。
央视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1.06%的人认为广场舞最大的问题是噪音太大以致扰民,而由此引发的鸣枪、放藏獒、泼粪等种种暴力抗议手段险些酿成悲剧。
去年11月,广州更是将跳广场舞纳入了立法范围。在即将出台的《广州市公园条例》中拟规定,在公园内设立功能分区,市民在安静休憩区内禁止开展喧闹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违者最高将被处以1000元的罚款。
一系列事件将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屡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顾晓鸣认为,这实际上暴露出城市规划中市民娱乐空间的欠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步建设却还显不足。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基础文娱、体育设施的投入上远不能满足群众日常的文化生活需求。
顾晓鸣说:“城市规划往往好大喜功,很多是拍脑袋工程,比如一个娱乐中心搞得很大,但离居民区很远,大妈们不可能到那里去跳。城市规划应该倒过来思维,有需求产生,就要想办法创造条件去满足。”
“正能量”大妈
社会应向大妈释放更多善意
出镜人物一:罗大妈,60岁
2013年12月30日,重庆60岁大妈罗云淑在公路旁捡到一个装有11万元现金的袋子,在原地站了近1个小时等待失主。罗大妈说:“我穷得干净,别人的东西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出镜人物二:白大妈,63岁;刘大妈,71岁
洛阳大妈白仙娥和刘素珍于2013年初发起成立了一个“烙饼团队”。只需拿来碗面,她们就会免费为你制作卷饼。如今这支“烙饼团队”已经为小区居民们义务服务近一年时间。
当下有不少群体被习惯性地贴上了标签,“中国大妈”也没能“逃脱”。
在近来媒体报道了不少“大妈摔倒讹人”的新闻后,很多人就此带着标签化思维“制造”新闻,传播新闻。
去年12月初,一组题为“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引发舆论热议。随后,这一“大妈讹老外”事件发生了戏剧性转化,曝光的完整视频显示,这位大妈的确是被老外撞倒。目击者称,老外驾驶无牌摩托车撞人后,用中文辱骂被撞者。随后,“大妈讹老外”视频发布者发微博公开道歉。
“老外撞大妈”这一事件背后,不难发现一种“不信任”的社会心态。201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称,中国目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两成到三成的人信任陌生人。在这种社会心态的推波助澜下,“大妈”背了“讹人”的黑锅。
而近日,在山西太原一辆公交车上,一位80岁的老太太下车时不慎摔倒在车厢内,司机发现后急忙将其送至医院。家属赶到后,老人说“车停稳了,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并让儿子将司机垫付的医药费还给对方。这可以被看作是大妈为重建信任做出的温暖注脚。
事实上,我们身边从来不乏“正能量”大妈:北京街头在公交、地铁站台的高峰运营时段,手举小红旗,疏导乘客排队乘车,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公共文明引导员;居委会为邻里排忧解难、热心帮民助民的“马大姐”……
“中国大妈”并非一个用来调侃甚至嘲讽的人群。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大妈”们的心理需求、精神文化诉求更值得关注和重视。
2014年,期待她们释放更多正能量,也需要社会向她们释放更多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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