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顶层设计”的出路

一支花

　　关于我们中国，我曾听到过几种比喻。

　　八十年代特流行的比喻是——亮左灯，向右拐。

　　这无疑是将中国比喻为汽车了。意思是国家理念分明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仍以宁左勿右进行控制，而在发展经济方面打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超速行驶。

　　当年，这一种比喻是很形象的。

　　现在，回望来路，那时的治国理念促使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却也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几成口号；于是，体制掣肘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复杂。累积层叠，终使稍有头脑的人都看了出来：这样子怎么能“长治”又怎么能“久安”呢？

　　关于我们中国，我也在不同时期作过不同的比喻，写在我的不同时期的文章里，或说出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在“亮左灯，向右拐”这一比喻不胫而走之前，我曾将中国比作巨鲸。此比喻出现在我的《同代人赋》中。

　　为什么比作巨鲸呢？

　　因为受到巨鲸在海洋中的一种常见“动作”的启发——它们每每将后半身高高竖起，尾部如旌，然后猛地朝水面拍击下去，浪花高溅，其响大焉。鲸研究专家们认为，鲸的这一种“动作”，一是愉悦的体现，二是“自我保健”本能的促使。人们都知道的，由于鲸的巨大，它们难以避免地成为海洋中可以被别的物种长期且安全地寄生的活动“载体”。鲸研究专家们曾发现，某些老鲸的躯体上，寄生物竟多达数百斤。而这必然影响鲸的速度，也就必然影响其进食能力，最终影响其健康及寿命……

　　正是鲸的“自我保健”本能，使我联想到国家也应如此——鲸通过不断地竖起身躯重重地拍向水面，得以去除身体上的寄生物，从而健康长寿。那么，中国肯定能通过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得以去除寄生于体制不良环节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从而清洁自身，也轻捷自身，与时俱进。

　　但我只在文章中作过这么一次比喻，以后再也没这么比喻过第二次。因为，“亮左灯，向右拐”的结果是，使体制的不良环节处反而吸附住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并且寄生得肥肥胖胖，成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国家者，人民之国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与人民之间是没有任何互利关系可言的，当然与国家之间也便丝毫没有。他们只不过互相利益而已。每互相利益一次，必以侵占并损害人民的亦即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他们能那么做到，皆靠权钱交易得逞。于是在这种交易中，一部分受人民委托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公仆”，也蜕变为体制寄生者了。

　　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了替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的要求。据说提案是很多的，但还没见国家“顶层设计”有什么令人欣慰的变革，权钱交易也就仍“层”出不穷，使国人愤懑万分。

　　今年年初，中央有关部门，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发通知——再次鼓励对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并承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还“不设防火墙”，也就是没有禁区。那些主意和办法究竟是怎样的，因从未公开，国人也就不得而知。

　　对于一个国家，“顶层设计”应有所改进而尚未有明显改进，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车或巨轮的种种“硬件”需要更新改良而尚未更新改良。

　　故2000年后，我听到的对我们中国的最经常的比喻是列车或巨轮。

　　列车也罢，巨轮也罢，都是要有方向、有目标的。即不但要有，还要令国人较一致地感觉到有，感觉到在逐渐接近着。

　　但许多国人的感觉恰恰相反——权钱交易之丑闻仍层出不穷；滥用公权的现象仍此消彼现；掌握公权力而不作为的混迹于官场的人仍不见少，贫富差距也似乎更加大了……

　　我自信“仍”字我用的是准确的，而“似乎”两个字，表明我清楚，我的结论显然掺杂了个人感觉的成分。而感觉往往与事实并不相符。比如有时有些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吃亏了，很可能只不过由于占便宜之事那么的少，却一再落在别人头上，一再没自己的份儿。

　　但一个社会若一再有少数人不断地占便宜的事发生，某种便宜又一再地没大多数人的什么份儿，那么大多数人有理由质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是否在公平原则方面出了什么毛病？

　　当然，中彩票之事不在此例。

　　不管是列车之比喻，还是巨轮之比喻，比喻者们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倘比作列车，那么是这样的列车——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占据了80%的车厢，那80%的车厢是那么的豪华，其中的消费是那么的奢侈；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在那些车厢里过着唐璜般人生得意之时那一种随心所欲甚至荒淫的生活。而80%的同胞却拥挤在20%的车厢内，过着只有傻瓜才会感到幸福的生活。倘比作巨轮，情形类似，只不过80%的同胞是拥挤在容积仅占20%的最底舱。而最令80%的同胞难以容忍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不管靠知识还是靠个人奋斗精神，改变命运的机会少得接近于零。看不到豪华车厢里的情形心情还好些，但想看不到都不可能。豪华车厢与“中国特色”的普通人的车厢之间的玻璃门是防弹的，透明且坚固。靠近那门又在80%这一边的，是传媒人士和不受门那边的人士们待见的知识分子。传媒人士不断地嚷嚷看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声调中往往流露出羡慕。有些时候，传媒人士甚至为了照顾门那边的阶级情绪还有意识地集体“沉默”地屏蔽了很多看到的自己羡慕已久的东西。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则从旁评论，指出如此不公平的现象，连猴子都难以容忍。于是，80%这一边的同胞们，不必看都知道了20%那一边过的是多么可憎的生活。比作巨轮更令80%的同胞恼火的是——20%的绝对少数的同胞，终日是在他们的头顶上作威作福。

　　20%与80%的区分，比喻“灵感”显然来自这样的数据：20%的中国人拥有80%以上的国内银行的存款，而80%的中国人仅拥有20%。这还没算上存在国外银行的美金、英镑、欧元之类，以及20%的中国人置买于国外的豪宅、别墅以及庄园、矿山。

　　冷静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以上两种比喻其实是存在概念置换问题的。因为，20%的国人拥有80%以上的银行存款，并不等于拥有80%以上的国家财富，更不等于占有80%以上的实际生存空间。

　　但是要求80%还多的大受贫富悬殊差别刺激的同胞们冷静，几乎会被认为与20%的人狼狈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静不冷静来劝80%的绝大多数同胞。

　　是的，2000年以后，我确实经常听到对于我们中国的以上两种比喻。

　　而且，以上两种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敌忾似的言论：

　　妈妈的，干脆翻车拉倒球的算啦！

　　等着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吗？

　　这便是后来被概括为“地火在运行”的民间心理图画。在我印象中，“地火在运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领导陈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间是不熟知陈荒煤其名的，更不会知道他有过那么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运行”，实则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们的概括，说是“坊间”的概括也未尝不可。在从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间”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阳纸贵”便是相对于“坊间”而言的。

　　至近年，“地火在运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国情概括。这主要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话语。这种话，我在某些讨论国是民生的会议上也大声疾呼过。我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当然主张中国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顺应国人对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权利与利益的诉求；从根本上防止腐败，限制特权，缩小贫富差距。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真担忧革命之发生。并且他们的担忧，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场而生，首先是站在民众立场而生，更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而生。他们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众在所谓革命中除了获得愤恨情绪大释放的快感，以及一时之所谓社会地位的“提高”，实际上其绝大多数从不曾分享过革命的物质成果。因为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产力。恰恰相反，是对一切生产力的最严重的破坏力。所以爆发革命的任何国家都必然经历一个“生产废墟”阶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价极大。付出此代价的，也必然主要是社会的底层人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机遇，进行在革命的前边，心愿也正基于此点。人民获得革命之物质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说到底还是要从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获得，并且将一如既往地以绝大多数之人口，获得极有限的一部分物质成果。因为比之于改革家，革命家对于社会分配之经验是有限的。且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毕竟将革命搞成功了，于是有权接受膜拜顶礼。但此处所言之革命，其实是中外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武装夺取政权式的遍地陈尸流血式的革命。亦即叙利亚式的革命。卡扎菲的下场证明，若太迷恋专制，坐失了改革机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机遇期，一旦坐失，所谓“过了这一村，便无这一店”了。

　　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中，有的并不真的担忧革命之发生。以他们对于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发生的历史常识思想，以他们对中国之民性的考察结果，其实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根本不会发生革命。什么颜色的革命都不会发生，什么花样的革命也不会发生。暴力的流血的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革命不会发生；非暴力的以抗议游行示威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并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会发生。

　　“温饱汉不造反”——此古代常识也。

　　在古代，亦即农耕社会，温饱问题是国家首要问题，农民是国家主要人口。风调雨顺年景，农民的日子得以维持温饱不成问题。那样的情况下，纵有几百个陈胜、吴广大声疾呼，起劲号召，农民们也只不过以看“热闹”的眼看他们罢了。官府如许诺抓住他们有赏，农民是乐于干的。惰性乃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的本性，越高级的动物惰性越大。现代的人类较之古代的人表面看似乎是人人热爱工作的，其实骨子里是更缺乏劳动恒力的。现代人之所以追求现代，原本是希望现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现代好处的。反而变成了工作的奴隶，只不过是事与愿违罢了。

　　故，既温饱，则懒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凶险多么得不偿失的事啊！除非只剩造反一条路了，否则图的什么呢？这点儿明智，中国农民早已具有。

　　“城里人不齐心”——说阶级也罢，论阶层也罢，总之城里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难以集中在一个口号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为了达到某种诉求，暂时采取一致行动的事在中国是可能发生的，但表达诉求有别于革命。中国的城里人，现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块儿去了，因为都太聪明了。即使内心里有诉求，也大抵不会亲自加入到统一的行动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别人去行动，而自己大沾其光罢了。

　　故，今日之中国城里人，“意见党”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这一“乌合之众”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真正的“意见领袖”。某一时期“意见党”分子们会由于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过不了多久，便会被别的“意见党”灭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经的拥戴者们灭掉。今日之中国城里人，精神上被领袖需要伤得甚深。不论年轻者、年长者，心理深层其实是排斥领袖的。在年长者的语境中，“领袖”一词已成“老词”，他们愿意用现代的“国家领导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轻人那儿，拥戴谁崇拜谁信任谁是绝无长性的，是将谁当成一时所需的“精神玩偶”罢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着“粉丝”玩儿的。既不但要玩儿精神，也要玩儿互动之亲密关系。而玩儿精神，自然包括玩儿“不同政见”。在今日之中国，没点儿“不同政见”，也够不上“精神玩偶”的范儿啊！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一朝玩儿厌了，也自然首先是“粉丝”们玩厌了，于是双方面另逐新欢。“粉丝”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对“精神玩偶”便是好结果，幸运也。

　　网络是个好东西。网络真的好极了。网络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网民们以为，人自话筒了，“自媒体”了，掌握“人肉搜索”的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了，于是自己们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数，一下子变得具有声讨实力了。

　　这当然是事实的一方面。

　　但据我看来，事实的另一方面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

　　不就是官员们吸什么烟、饮什么酒、扎什么皮带、穿什么鞋被曝光了嘛！不就是他们的儿女干了不争气的事儿了、他们的夫人拎什么包也被曝光了嘛，那人家今后小心谨慎就是了嘛！被揪住了不给个说法网民们不肯罢休的，降了撤了就是了嘛！中国还缺干部吗？

　　我说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理由如下：

　　人人都可以上网发泄种种不满，社会不良情绪便大面积地消解于网上了。有革命冲动者，可通过网络实行“虚拟革命”，想象自己真的革命了一把。过足了革命的瘾，于是离开电脑转身回归自己一如既往的社会角色。又于是，现实社会之不安定因素大减，盛世更加太平。

　　人人都可以上网揭露官员的腐败现象及社会的不良现象，而这就既帮助了各级纪委又匤正着社会风气。纪委得到帮助也是党得到了帮助，社会风气好转也是各级政府所乐见之事。

　　民间有冤情，哪一级政府不作为，甚或捂盖子，一旦在网上引起公愤，准会有上级官员下指示督办之，于是凸显了上级官员的亲民、爱民。既是网民的正义获胜了，实际上也使一些官员获得了好名声。

　　政府因某种愚蠢做法被“拍砖”，可促使各级政府自我反省，以后变得不愚蠢，甚至聪明。

　　政府若看着某些人不顺眼（通常是知识分子），抓住其什么把抦，可调动“水军”灭其一把。现而今，灭知识分子，几乎仍和“文革”时一样，还会有许多人参与“网诛”、“网伐”。灭“大知识分子”，连“小知识分子”也乐于参与的。

　　不知有没有统计过，四亿多网民中，有百分之多少其实只不过是网上看客？网上鸡鸣狗盗、污秽不堪之事层出不穷，倘恰恰是那样一些事最吸引中国看客之眼球，那么对政府是更加的有利了。好比孩子众多的家庭，娃们终于有了整天玩儿也玩不够的东西，那家长少操多少心啊！

　　网络当然已改变了世界。

　　也当然已改变了中国。

　　许许多多的事已可足不出户就在网上办了怎么能说没被改变呢？

　　但谁若言靠了网络，足够加快中国民主、文明、进步的过程，我以为是太乐观了。

　　一个网上看客多多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在“顶层设计”方面急待有所改变的国家——依我想来，是一个挺可悲的国家。

　　看客只不过是看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是靠本国看客推动的。

　　恰恰相反，看客越多的国家，它的进步越迟缓。

　　因而，我曾以网络对我们中国做出过另一种比喻——看客之中国。

　　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每觉自己是在“走钢丝”。一个情节、一个细节、一句台词，经常犹豫再三，迟迟难以落笔。因为，倘考虑不周，写了也白写。不但白写，也许还会成为剧本变成电视剧、电视剧被允许播出的障碍。“走钢丝”者，双手是须握着平衡杆的。我深知，我所能握的创作“平衡杆”，无非“极左”年代在人心里也还是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之真、善、美而已。

　　于是想到，对于我们中国，也好有一比，曰“钢丝驻足台上的中国”。

　　走钢丝者，不论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总之先要登上驻足台。那是开始迈向钢丝前，唯一可以站立的一小块地方，面积也就半张小学生课桌面儿那么大。而站在其上的，自然非是杂技表演者，而是中国的“大公仆”们。全中国都在望着他们，全世界也都在望着他们。握在他们手中的“平衡杆”，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的难以限制的特权，腐败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社会问题的多年积累，那样的“平衡秆”本身便一头极轻，一头极重，是名副其实的“不平衡秆”，还不如什么都不握容易掌握平衡。但那本身不平衡的“平衡秆”，却又是“大公仆”们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必须握在手中的。因为那也是他们的使命象征。

　　中国之改革，历经三十余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无论国人有多少失望，不满甚至愤怨，有一点是肯定的——退是退不回去了。而且，原地踏步不前也不行。不前许多弊端不能从实际上得到解决，人民不再答应。若进，几乎每一步都会面临那些难以解决的新老问题，形同“走钢丝”。

　　革命比造反复杂。

　　改革比革命复杂。今日之中国，改革之复杂性，又如同“戴着镣铐舞蹈”。革命的一贯策略是借助群众运动。所以革命在中国每曰“搞革命”、“闹革命”。而改革因其复杂性，不能图一时快哉地去“搞”、去“闹”，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比号召革命的说服工作难多了。

　　何况，国际国内，望向“钢丝上”的目光中，确乎有等着幸灾乐祸的看客的目光。

　　若中国的“大公仆”们，能以大智慧、大胆识走过一道道“钢丝”，则我认为，完全可以断定地认为，中国之当代史上，将必会记载下几位值得国人发乎真心来纪念的名字。就像美国人民纪念华盛顿、林肯。

　　写到此处，又将中国好有一比，曰“曾经的游戏般的中国”。

　　小时候，我的同代男孩们，几乎都喜欢捡冰棍签子，攒冰棍签子，玩“挑冰棍签子”的游戏以搏输赢。

　　怎么个“挑”法呢？

　　将一捆一百几十根冰棍签子，竖着用力往地上猛地一蹾，于是四散开来。那单独散在一旁的，自不必挑，拨一下就赢到手了。但更多的，十之八九会支棱八叉、参差不齐、重重叠叠，这根压住那根，那根压住这根，犬牙交错，哪一根都难以挑开去。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便须借力。

　　若刮大风，或突发地震，当然那犬牙交错的情况也就变了。但我们小时候玩时，从没突起过大风，更没地震过。游戏规则却允许趴在地上，对着一堆冰棍签子，鼓起腮帮大口吹气。还允许摘下帽子脱了上衣扇风。一吹一扇之下，一堆冰棍签子的复杂格局，往往也就有了些松动，有了些变化。一有变化，某几根冰棍签子就挑得开去了。一次挑得开去几根，看似不可破解的复杂性，就一次又一次地逐渐化解了……

　　中国之当下情形，又很像那样一堆冰棍签子，期待着伟大的改革家来“挑”。

　　一般改革者之智慧对于中国已无济于事。

　　是的，今日之中国，这也迫切那也迫切，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改革家，有大胆识也有大智慧的，称得上伟大的改革家……

wendy_1985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中，我们也要不断地适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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